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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大洋网    发布时间: 20-11-19   【字号:      】

在谈到“略读”的作用时,叶老强调“应用”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认识,而且叶老认为阅读的“习惯”来源于“略读”这也符合应用当中“熟能生巧”的规律。这其实进一步解释了“习惯”的养成的问题,即不能单独依靠课上的“精讲精练”就能培养出学生的习惯。而我们在目前基本没有略读指导的情况下,还在主张叶老的“习惯”说,无疑是“只靠一条腿走路”,要想奏效则近乎水中捞月了。

如果国文教学纯粹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,不含有其他意义,那么,任何书籍与文篇,不问它是有益或者有损于青年的,都可以拿来作阅读的材料与写作的示例。它写得好,摄取它的长处,写得不好,发见它的短处,对于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增进都是有帮助的。可是,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,各种学科又象轮辐一样揍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,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,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。说到教育的意义,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。国文课程标准规定了教材的标准,书籍与文篇的内容必须合于这些个标准,才配拿来作阅读的材料与写作的示例。此外,笃信固有道德的,爱把圣贤之书教学生诵读,关切我国现状的,爱把抗战文章作为补充教材,都是重视内容也就是重视教育意义的例子。这是应当的,无可非议的。不过重视内容,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,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,激发抗战意识,等等,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,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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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国文教师看学生所写的文章,不问那个地方该用句号或该用读号,都打一个圈,表示眼光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跳过。圈下去圈下去圈到完毕,事情也完毕了。或者还加一个批语在后头,如“清顺”,“畅达”,“意不完足”,“语有疵病”之类。学生接到发还的这种练习本,大概也只是望了一望,就塞进抽斗里去,因为与交上去的时候并无两样,不过在语句旁边多了一些圈,或者在篇末多了一个批语而已。—这是第七种教师。教师自当抱着客观的态度,就国文教学应有的观点说话。现在已经规定要读白话了,如果还说白话淡而无味,没有读的必要;或者都是自己偏爱某一体文字,就说除了那一体文字都不值一读;就都未免偏于主观,违背了国文教学应有的观点了。讲起来,滔滔汩汩连续到三十五十分钟,往往不及简单扼要讲这么五分十分钟容易使学生印入得深切。即使教材特别繁复,非滔滔汩汩连续到三十五十分钟不可,也得在发挥完毕的时候,给学生一个简明的提要。学生凭这个提要,再去回味那滔滔汩汩的讲说,就好像有了一条索子,把散开的钱都穿起来了。这种简明的提要,当然要让学生写在笔记本上;尤其重要的是写在他们心上,让他们牢牢记住。

请再说另一种意义的相关文章。夏丐尊先生在一篇说给中学生听的题目叫作《阅读什么》的演讲辞里,有以下的话:阅读书籍的习惯不能凭空养成,欣赏文学的能力不能凭空培植,写作文章的技能不能凭空训练。国文教学所以要用课本或选文,就在将课本或选文作为凭借,然后种种工作得以着手。课本里收的,选文入选的,都是单篇短什,没有长篇巨著。这并不是说学生读一些单篇短什就够了。只因单篇短什分量不多,要做细琢细磨的研读工夫正宜从此入手;一篇读毕,又来一篇,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颇,阅读的兴趣也不致单调,所以取作精读的,教材。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,应用这些经验,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什,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(不是说不需要指导),这就是略读。就教学而言,精读是主体,略读只是补充;但就效果而言,精读是准备,略读才是应用。精读与略读的关系如此试看,只做逐句讲解的工作,是不是就尽了精读方面的指导责任?

学生课外阅读之后,在课内报告并讨论阅读一书某一部分的实际经验;待全书读毕,然后作全书的总报告与总讨论,前面已经说过。那时候教师所处的地位与应取的态度,《精读指导举隅》曾经提到,不再多说。现在要说的是成绩考查的事。教师指定一本书教学生阅读,要他们从书中得到何种知识或领会,必须有个预期的标准;那个标准就是判定成绩的根据。完全达到了标准,成绩很好,固然可喜;如果达不到标准,也不能给他们一个不及格的分数就了事,必须研究学生所以达不到标准的原因——是教师自己的指导不完善呢,还是学生的资质上有缺点,学习上有疏漏?——竭力给他们补救或督促,希望他们下一次阅读的成绩比较好,能渐近于标准。一般指导自然愈完善愈好;对于资质较差,学习能力较低的学生的个别指导,尤须有丰富的同情与热诚。总之,教师在指导方面多尽一分力,无论优等的次等的学生必可在阅读方面多得一分成绩。单是考查,给分数,填表格,没有多大意义;为学生的利益而考查,依据考查再打算增进学生的利益,那才是教育家的存心。

至于认为练习作文在应付将来的入学考试,可以说完全没有明了练习作文的本旨。现在高中与大学的入学考试,国文题目往往有不很适合投考学生的经验与思想的,是事实。然而这是高中与大学方面的不对,他们应当改善。为了他们的不对,却化费了初中高中练习作文的全部工夫去迁就他们,这成什么话呢?

所以,为实质的吸收着想,可以干脆说一句,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。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,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,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却能知道孔子、庄子的学说;一辈子不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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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期考试与入学考试,国文科常常出如下一类的测验题目:“史记何人所作?资治通鉴何人所作?”“什么叫四书?什么叫四史?”“司马相如何代人?杜甫何代人?他们有哪一方的著作?”与考的学生只消写上人名、书名、朝代名就是。写错了或者写不出当然没有分数。

为申说前面一节话,请举一个例子(是王了一先生检出来的)。某报上说;“马相伯先生百龄高寿,不但为国之大老,且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。”这句话有一个小毛病,一个大毛病。小毛病是“国之大老”和“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”并不对等,不对等就不宜并列,作者却拿来并列了。大毛病是“百龄高寿”下面接着就说“不但为……重要地位”,一口气念下去,竟象马老先生因为“百龄高寿”才“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”似的。象这样的话,该说它文字不顺呢,语言不明呢,还是思想不清?就印在纸面的说,当然是文字不顺;但文字不顺的缘故,还在语言不明,思想不清;语言和思想又互为因果,也可以说因为思想不清,才使语言不明,也可以说因为语言不明,才使思想不清。所以单独训练语体是没有意义的,也是不可能的;要训练语体,就得和语言思想一贯训练。讨论进行的当儿,有错误给与纠正,有疏漏给与补充,有疑难给与阐明,虽说全班学生都有份儿,但是最后的责任还在教师方面。教师自当抱着客观的态度,就国文教学应有的观点说话。现在已经规定要读白话了,如果还说白话淡而无味,没有读的必要;或者都是自己偏爱某一体文字.就说除了那一体文字都不值一读;就都未免偏于主观,违背了国文教学应有的观点了。讲起来,滔滔汩汩连续到三十五十分钟,往往不及简单扼要讲这么五分十分钟容易使学生印入得深切。即使教材特别繁复,非滔滔汩汩连续到三十五十分钟不可,也得在发挥完毕的时候,给学生一个简明的提要。学生凭这个提要,再去回味那滔滔汩汩的讲说,就好像有了一条索子,把散开的钱都穿起来了。这种简明的提要,当然要让学生写在笔记本上;尤其重要的是写在他们心上,让他们牢牢记住。

阅读方法又因阅读材料而不同。就分量说,单篇与整部的书应当有异,单篇宜作精细的剖析,整部的书却在得其大概。就文体说,记叙文与论说文也不一样,记叙文在看作者支配描绘的手段,论说文却在阐明作者推论的途径。同是记叙文,一篇属于文艺的小说与一篇普通的记叙文又该用不同的眼光,小说是常常需要辨认那文字以外的意味的。就文章种类说,文言与白话也不宜用同一态度对付,文言—尤其是秦汉以前的—最先应注意那些虚字,必需体会它们所表的关系与所传的神情,用今语来比较与印证,才会透彻地了解。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。习惯渐渐养成,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,一直减到没有。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,阅读得其法,阅读程度提高了,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的。所谓得其法,并不在规律地作训话学,文法学,修辞学与文章学的研究,那是专门之业,不是中学生所该担负的。可是,那些学问的大意不可不明晓,那些学问的治学态度不可不抱持,明晓与抱持又必须使他成为终身以之的习惯才行。训练文言文或外国文,情形也一样,不能和语言思想脱离关系。要能写文言,必须能说文言的语言,凭着文言的语言来思想;要能写外国文,必须能说外国的语言,凭着外国的语言来思想。文言或外国文并不是依据口头的语言,以及凭着口头语言来想的思想,经过一道翻译的工夫,才写成的。

第一点,是“了解固有文化”的问题。一个受教育的人,依理说,必须了解固有文化,才可以“继往开来”。否则象无根之草,长发不起来,也就说不上受教育。而且,这里的了解不只是通常所说的“知道”,它比“知道”深广得多,包含着“领会”“体验”“有在自己身上”等等意思。要使学生有这样深广的了解,不是国文一科单独办得了的,其他学科也得负责,如历史和地理。国文一科所担负的大概是这样:在固有文化的记录之中(文字的记录并不就等于固有文化),有一部分运用文学形式的,须由国文一科训练学生和它们接触,得到了解它们的能力。因为文学、和其他艺术制作一样,内容和形式分不开来,要了解它就得面对它本身,涵泳得深,体味得切,才会有所得;如果不面对它本身,而只凭“提要”“释义”的方法来了解它,那就无论如何隔膜一层,得不到真正的了解。从前书塾教书,不能说没有目标。希望学生读通了,写通了,或者去应科举,取得功名,或者保持传统;也去教书,或者写作书信,应付实用:这些都是目标。但是能不能达到目标,教师似乎不负什么责任。一辈子求不到功名的,只怨自己命运不济,不怪教师;以误传误当村馆先生的,似是而非写糊涂书信的,自己也莫名其妙,哪里会想到教师给他吃的亏多么大?在这样情形之下,教师对于怎样达到目标(也就是对于教学方法),自然不大措意。现在的国文教学可不同了。国文教学悬着明晰的目标: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,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,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。这些目标是非达到不可的,责任全在教师身上;而且所谓养成,培植,训练,不仅对一部分学生而言,必须个个学生都受到了养成,培植,训练,才算达到了目标。因此,教学方法须特别注重。如果沿袭从前书塾里的老法子,只逐句讲解,就很难达到目标。可是,熟悉学校情形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国文教学,一般的说,正和从前书塾教书差不多。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。

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,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。要达到这样地步,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。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,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,然后有实效可言。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,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。所以,国文教学,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,也就足够了,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,实在是不必的。语文教学是通过实际的教学手段,把对语言规律的总结,传授给受教育者并指导受教育者能够熟练应用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“教”(阴平)与“学”的互动来体现的。(在这个层面上,所有语言都有其共性,即相同或相似的形式、结构和运用法则。)语文教育的主要功能是“教”(去声)和“育”,也就是通过教导达到育人的目的。这就需要明确“育”的内涵是什么。而这个内涵不是规律性的原则,而应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要求。不同的文化,所要达到的育人目标是不一样的。但从某一方面讲,二者本身就是一种“自然整合”的体现。“教学”的展开应是建立在能够体现“育人”目的的文本之上的,而反过来“育人的文本”本身也是要符合“教学”目标要求的。




(责任编辑:俞飞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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